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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七章 来信（第1页）

“虞，我不知道你能否收到这封信，这是我第一次和这麽遥远的地方联络。想到在一个我从未到过的地方，有人会读到我在这个世界留下的最後的东西，我感到十分幸福。是的，我快要死了，现在我要把1934年秋天以来，我们分开以後发生的事全部告诉你。

“为什麽我的信会写给你？过去我曾有很多朋友，在俱乐部，任何人都可以一块喝酒丶扔飞镖，在发潮的木头楼梯下面接吻拥抱。那时你刚刚到柏林，连菜单都看不懂，只能叫我们帮你。当然，我不否认有几个人对你不够友好。但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都在哪，也许有些已经死了，另一些和我一样，在集中营等待死亡的降临。

“你回到中国以後过得怎麽样？送你上船那天，警察查封了我们的俱乐部。全柏林，不，全德国的我们的朋友，不得不像犯了罪一样东躲西藏。很快，我们就真的变成了罪犯。在你走後的第二年，175条被重新拿出来约束公民，任何不符合道德准则的身体接触都足以把我们送进监狱。可是我不能理解，为什麽两个人的隐私会变成犯罪。退一万步讲，即便我们的存在真的不符合别人的道德准则，我们就应该去死吗？

“是邻居举报的我，就是住在走廊最尽头的那个维克托，我想大概是有人早上离开我的公寓被他看见了。我被警察带走，维克托就躲在门後偷偷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心想，回来的时候一定要买桶油漆全泼在他门口。我以为最多在监狱里呆上两个礼拜就能出来了，你知道，柏林过去有多自由，治安就有多糟糕，我从来没觉得我们的危害比杀人和抢劫还大，否则法律是要惩罚什麽呢？

“虞，我现在是在集中营写信给你。没有审讯，没有宣判，他们直接把我丢上了火车。我被分配的第一个隔离区离柏林大约两个小时，没有枕头，没有被子，床和商店里放啤酒的木箱没什麽两样，上下三层，我们几十个人就像光秃秃的啤酒瓶。当然，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什麽都没有，这里铺天盖地都是犹太人，他们带着十几公斤重的行李，搬家似的从城区迁移到这儿。他们当中大多数一辈子都没做过什麽坏事，顶多是读书的时候向老师的茶杯里丢粉笔头，而现在我们都睡在笼子一样的方格里，每天靠不蘸盐的土豆维持呼吸，禁止购买黄油丶牛奶或蔬菜，但需要做十五个小时强制劳动。隔离区的边界有很长很长的铁丝网，上面嵌着铁蒺藜。

“在铁丝网里，每个人都是三角形——黄色是犹太人，红色是政治犯，粉红色是同性恋，你得把这个标志时时刻刻戴在醒目的地方。其实我并不觉得举目无亲，我说过，家里早就和我断绝关系，所以就连这封信我也不打算写给他们。反倒是在这儿，虞，我一眼就能认出同类，假如仔细观察，我们的眼神都是相似的，和犹太人对彼此的善意不一样，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站到大家面前去。

“住在集中营的两年里，我只跟人发生过一次关系。不是屈服于纳粹党的法律，而是当一个人每天被迫劳动十五个小时以上，一切欲望都会被埋葬进阿尔卑斯山的积雪。可是那不代表欲望会死去。夜晚，在那个木头格子里，我每天都必须依靠幻想才能入睡。虞，你也是那些幻想中的一部分，在我曾经交往过的朋友里，你是很特别的一个人。终于有一天，我被这些幻想给弄出病来了！我开始发高烧，昏昏沉沉，他们都说我这个样子多半是要死了。但我是多麽坚强啊，虞，我发誓自己必须要活到被释放的那一天！我必须理直气壮地踏过铁蒺藜，用两只脚走回柏林去！

“我带着仅有的一块面包和一把豆角去找医生，在那之前我从没见过那个波兰人，他住在一间极其破旧的土坯房子里。虞，人真是一种低劣的动物，我们一看见对方就明白彼此的意图。

“‘隔离区的药不便宜。’波兰人对我说。

“虞，我为一片阿司匹林做了娼妓。但不得不承认，这个男人治好了我所有的病。我不太记得他长什麽样了，除了眼睛，他的眼睛很亮，圆圆的，像莱茵河一样深邃的蓝色。然而当第二个礼拜我再以复诊的名义去找他，他已经不在那儿了。别人告诉我，两个正直的警察在他腿中间浇上汽油，点着了他，就在农贸市场中心的十字路口。集中营里每天都有一些人消失：前一天还去上学校的孩子，街口修鞋的皮匠，替人缝衣服养活全家的主妇……他们可能是你的邻居，也可能就是你自己。一切都是随机的，没有人知道谁什麽时候会死。但可悲的是，人类求生的本能是那麽的，那麽的强烈。

“所以你现在可以明白，为什麽我选择把最後一封信寄给你。不仅因为我在德国已经找不到能接收它的人，更因为你离我足够远，这让我感到安全。虞，坦率地说，我很害怕。如果他们要先清除对社会没有贡献的人，我又能凭借什麽活下来呢？

“两个月以前，我们不再挖土豆了。他们在隔离区以外半小时车程的地方建起了新的集中营，男人们不得不从清晨到深夜都钉着上下三层的木头格子。警察把我们带到空荡荡的荒野里，道路两侧有许多犹太人合葬的坟——我说的不是有墓碑丶鲜花和亲人留言的那种坟，当然，我说的挖土豆，有时也不是真的土豆。新隔离区的铁丝网一立起来，我们当中的一部分，包括我在内，就被塞进一辆卡车，像拉牲口一样转运过去，没想到，我们这些天是在亲手掘着自己的墓！

“虞，今天我写了太多字，手臂很疼。自从接受电击治疗以来，我就有了痉挛的毛病，但愿你看得懂我的德文。但说真的，我现在也看不太懂他们那些新名词，把毒气称作实验，把虐待称作治疗，把监狱称作医院，我想我是要重新读一读书了。

“负责管理我们的医生叫韦斯特，他这样宣称：

“‘只有精妙的现代医学才能治愈你们这些人的疾病。’

“一个十九岁的男孩住在我隔壁，个子不高，举止温柔。韦斯特告诉他：‘你想从这儿出去，就不能像个小姑娘，你得做个真正的男人。’我的天，他们用负重行军那一套对付他，强迫他每天打着赤脚跑25英里，身後追着一群从来没吃饱过的恶犬——集中营里谁都缺吃的，不是吗？

“还不到一个礼拜，这可怜的男孩就死于心脏破裂。

“虞，现在可以说说我的事了。韦斯特有层出不穷的新奇手段，不知道哪天大家就得被带去做外科手术，不少人都被在身体里植入了睾酮——我猜你看不懂这个单词，那就把它看成一种药——韦斯特坚信它会让我们改邪归正，告别对男人勃起的陋习。但也有些人的治疗方向完全相反……有一天韦斯特突然找到我，他说：‘弗林斯先生，我们充分尊重您的意愿，并愿意提供一种能够被国家所接纳的解决方案，就是帮助你真正地变成女孩！’

“虞，此刻我躺在医院里，浑身扎满了绷带，听说和我一同接受手术的还有三个人，其中两个分别死于上周和昨天，他们的伤口都发生了严重的感染。相比于手术的疼痛，更令我痛苦的是未来，尽管在集中营里聊这个词有那麽点荒谬，可是我才二十四岁，我不能不去想以後的日子：我要怎样在这样的躯壳下生存？我也想说句俏皮话，譬如‘可惜我晚生了两百年，否则西斯廷教堂的歌手里应当有我一个席位’……可是我什麽都说不出来！虞，他们毁掉了我，而且他们得逞了！如果现在我出现在你面前，你一定认不出这个可怜又丑陋的怪物。现在我已经一点都不想走出集中营了，我永远都回不了柏林！就让我在这儿腐烂吧！！

“我的病房在二楼，窗口没有铁丝网，但我敢保证从那里摔下去只会断一条腿，况且体力也没法支撑我走到那儿，眼下我是个虚弱的‘女孩’。总有其它办法的，别担心。

“这封信快要写完了，虞，我会请人把它带到铁丝网的另一边，不知道它送达你手中的概率有多大，但我宁可相信你能收到，这样我的死亡才有那麽点意义。在昏迷的几天里我常常想起你，想我们过去一起度过的穷困但快乐的日子，想你刚来到德国时，我们都那麽年轻，柏林充满着自由主义的空气……虞，我至今不能理解我们所遭受的迫害，如果一个国家会因为两个男人做爱而崩塌，那麽就让它崩塌吧！！可是我仍然幻想着，幻想我的朋友们能够像我曾发誓的那样，活着走出去，堂堂正正地走到德国的每一条街上，撕下胸前的粉红三角形，对所有人呐喊：‘我们是无罪的！’如果真的有那麽一天，虞，请你在遥远的东方为我祈祷，我知道你会。那麽，是时候同你说再见了。吻你，吻你的嘴唇，吻你的脚趾，吻你的身体。我的朋友，永别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