虞家没有主事的女眷,元珍生産,是请了丈母娘孟太太来上海照应。元珍年纪已经不小了,没想到头一胎盼了这麽多年,一拖就拖到战争胜利之後。孟太太白担惊受怕了这些时候,先还十分心虚,到处替元珍求医问药,乃至于怂恿她抱一个小孩子回来养,“一直没动静,男人要有想法的。”
少南并没有想法,比起一切肚子不争气的媳妇,元珍的日子实在容易,结婚第二年她戴了公公的孝,“姨太太”立刻变成一件棘手的遗物,压根也算不得婆婆。虞家的两处洋房,大部分存折丶金条,都按遗嘱归少南,姨太太只分到一些首饰和古董,她带着孩子,鼎钧又把自己过去住的那间老石库门房子给了她,不值钱。
姨太太来小公馆闹过一阵,不知听了谁的主意,穿一身皂色袄袴,披麻戴孝,给孩子也扎上孝带,两人坐在门前一齐大放悲声。元珍出面请她进来谈,姨太太坚决不肯,一定坐在大街上哭诉,求大少爷给亲弟弟留条活路,吐出她应得的那份。她推着孩子叫他说话:“你哑巴了?不会叫哥哥?你才这麽一点大,还要上学呀!你亲哥哥怎麽这麽恶毒,一塌刮子几只烂花瓶,存心是想让你上街讨饭呀!”孩子哭不出来,被搡得急了也嗷嗷乱叫一场,眼球憋得通红。
接连两个礼拜这样,邻居听不下去,纷纷上门游说元珍:“劝劝虞先生,给她点钱,打发掉算了。”没说出来的话是,你们不嫌烦,我们还要过日子的。元珍依言给丈夫转述,谁知少南一口回绝:“今天给两百,明天又来要三百,没完没了了。”
说也奇怪,这种时候他偏又想起书卿来。书卿同他讲过,自己就是出身于这麽个旧式的家庭,母亲是被扫地出门的姨太太。看在这一点上,其实他似乎该多救济她一些,但真碰了钱,他又实在不情愿怜悯她。供苏南念完大学,这是他一早打算好的,其它他一概不想管。无论如何,元珍很满意这个结果,跟置办结婚的东西一样,尽管最终掏钱的是丈夫,但丈夫愿意满足她想要的。
有了孩子以後少南才发现结婚原来这样麻烦。譬如孟太太住在他们家,他绝叫不出那声“妈”来,为此他宁可多在办公间里留两个钟头。然而有一回他应酬晚了一些,元珍已经睡下了,孟太太非叫娘姨烧好红枣银耳粥煨在炉子上,坐在客厅里等他不可。孟太太对他小心翼翼赔着微笑,那种低人一等的目光叫他不得不硬着头皮把整碗粥都咽下去。孟太太拐弯抹角地说:“姑爷这样晚,想必学校里公务多罢?实在是辛苦。现在女人也有不少出来做事的,不知道你们是怎样,我看元珍在家怪闷的,蛮好等她小孩子养下来,也到你们大学谋个职位。”少南当然深知孟太太的暗示,非但敲打他不能与女同事有亲密的交往,还计划让元珍到身边监视他。少南只有哂笑,又不愿意向元珍抱怨,究竟人家母女俩是一起的。
又有一次,他在外面喝醉了,洗完澡从浴室出来,元珍突然扑上来抱住他,一只圆滚滚隆起的肚子顶着他的身体。少南一霎吓得酒醒了,连忙後退一步,不料元珍跪下去,把一张涂了香粉和口红的面孔埋到他的浴袍当中。少南大为震撼,一把将她推到旁边,脸色发青。元珍抱着自己的肚子,艰难地爬起来,一言不发,带着耻辱的神气怒冲冲地走了。
少南非常清楚,没人教唆元珍绝不会做这种事,甚至不会主动碰他的身体,她是那种除非为了生孩子否则不做爱的女人——这点倒是和他一模一样。
有时候他觉得他们实在是一对合适的夫妻,在扮演合适的夫妻这件事上。他自己当然扮演得非常出色。在家里他是寡言的丶宽容的丶充满同理心的丈夫,连佣人都赞扬他人蛮好,也从不在娘姨面前驳元珍的面子。在学校,他是风流的德文系副教授,不能否认课堂上出现过几个男学生格外吸引他的注意,但他仅仅与他们保持着聊天的关系,一来场合太危险,再者他发过誓,绝不像鼎钧一样,他自有一套道德观念的要求。
元珍生産是临时进了医院,生下来已经过了一个晚上。少南因为有课,正好错过了,等他赶到医院,孩子已经被裹在粉色丝绸的襁褓里,像个无畏的动物。孩子的面孔发红丶发皱,眼睛是两道缝,也并看不出像谁,那只微缩的拳头,因为在水里浸泡过相当久的时候,皮肤泛着湿润的白色。
“是个男孩子呢!”孟太太笑着把孩子塞在他手里,“奶妈已经预备好了,吃了饭就上来。你午饭吃过没有?正好我叫李妈煲的鸽子汤,现成的一碗。其实你忙就不要来了,本来学校里事情多。”
少南惶然地伸出胳膊围成个圈,让襁褓搁上来。婴儿轻飘飘的,重量近似于一只猫,然而有着非常像人的一张脸。他心里突然有点难过,因为想起以前和书卿说过领养一个小孩子怎样怎样。其实他始终觉得自己结婚是有些冲动了,如果不是他父亲,如果没有打仗,他的人生一定会是另外一种样子。但这时候再说这些未免也太缺德。
孩子醒了,紧闭着眼睛大哭起来,整个病房回响着啼声,那圆而红的嘴巴急切地对着他,显出十分的无助与凄哀。孟太太笑道:“宝宝饿了,要吃奶呢。”便从他身上把孩子抱走了,一叠声喊奶妈。少南心里骤然一击,眼泪滔滔地直流下来。那朴素的丶原始的欲望,那是个囫囵的人类!那是个因为他才来到这世界上的人!他震撼地丶恐惧地丶然而毕竟是怜悯地痛哭起来。
他擡手去抹脸,元珍看见了“扑哧”一笑,少南觉得不好意思,也低着头笑了。元珍睨着他:“虞教授真有出息,一会儿哭,一会儿笑。”
她本来嫌少南什麽事都淡淡的不甚关心,纵然别人都说她们夫妻感情好,她总觉得不是滋味,现在看他这样,她又感到十分幸福。
这一天大家都在医院里围着孩子,家里只留下烧饭的娘姨李妈。离天黑还有两三个钟头,李妈锁了大门一径到隔壁去,有个同乡的小姐妹阿顺在那家帮佣。阿顺在後门坐着小杌子缝一件男人的衬衫,腿上搁着一篮子针线,见了她就问:“你们太太生好啦?”
“生了,是男孩。”
阿顺咋舌道:“那她运气真不错!像她这样的情况,说不急不急,怎麽可能不急?还好是儿子。”李妈就哂笑不语,似乎不大好劈头就说主人家的坏话。阿顺又切切地道:“真的呀!否则你猜男人会不会在外面再养一个?”李妈道:“不晓得,我看我们这个先生倒也还好。”阿顺冷笑:“真有这样的事,还会叫你知道?”
李妈放低声音,悄悄地往屋里一努嘴,问:“是不是她们有什麽小道消息?”阿顺欲言又止,吞吞吐吐地道:“我也不过听太太们打牌聊几句,说不得真假,可不要说是我讲的!不过你想想也合情合理,男人麽,本来就靠不住的呀!”
李妈骇然地叹了几声,再欲问得细些,阿顺却又什麽都不知道了。
阿顺停下来揉揉眼睛,李妈从她手里接过衬衫,见扣子松脱了,便替她接着做几针,随口道:“我们先生也有好多件衬衫,各种颜色各种料子,哦哟,换得不要太勤,老太太总在那里抱怨。”阿顺喝喝笑道:“她抱怨什麽,又不叫她洗。”顺手扽一扽李妈身上翠蓝的竹布褂子,“十月了还这麽热,动不动一身汗,你这件还好一点。”
李妈一撇嘴道:“你还没见她找来的那个奶妈,龅牙,凸嘴,生得像四十岁。”阿顺便吃吃地笑,向她丢个眼色,两个人又凑在一起笑。日头斜斜地照在後巷的青砖墙上,树上的蝉声轰轰烈烈灌进耳朵里,吵得人心烦。阿顺忽然歪着头道:“是不是你们那儿来人了?”
李妈仔细辨了一会儿,果然在那呜哩哇啦的蝉叫声里夹着阵阵门铃。她本来心里犯嘀咕,怎麽这早晚就有人从医院里回来,开门一看,却是个不认识的男人,穿着蓝白条纹衬衫,袖口卷到胳膊半截,手里提着一只旧藤箱。他瘦而苍白,尽管一眼望去还算英俊,却有种风尘仆仆之感,仿佛身体和精神都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周折,两只疲惫的眼睛下面,微笑的时候拱出细细的纹。李妈问:“先生找哪位?”那人迟疑着说:“这里是姓虞吗?有没有一位虞少南先生?”李妈道:“先生正巧不在家,你贵姓?”那人像是犹豫了一下才说:“姓谢。”
李妈估量这谢先生穿着并不是个上流的人,态度便倨傲了几分,点点头道:“先生今天一早就上学校去了,要麽你打个电话给他,黄页上查得到。”
“学校?”那人微微地诧异了一下,笑道:“虞少南现在在做老师麽?”
“教授。”李妈微笑着纠正,“我们先生在大学教德文。”
那谢先生就弯起眼睛笑起来,丝毫不在意她那种客气的无礼。他告诉她,自己刚回上海不久,上午本来到恩利和路的虞公馆跑了一趟,不料那儿已经没人住了,就来这边碰碰运气。“全是因为打仗,”谢先生摇摇头苦笑,“打完日本人再打内战,简直不知道什麽时候才算完,人也颠沛流离,想一想,小半辈子没有了。”
“我们这里似乎还好。”李妈仍旧冷冰冰地微笑。
谢先生沉默了片刻,忽然蹲下身开藤箱,从那斑驳的皮带扣下面立刻蹦出更多过时的物件:洗旧了的衣服鞋子丶一只搪瓷茶杯丶粗齿梳子丶牙刷丶卷了角的书。他拣了一本书,半跪在地上,就着扉页空白的部分用铅笔写了几行字,然後把那一页撕了下来。
“这个交给虞少南,”那谢先生仰头看着她,把字条递过来,“我来不及给他打电话了,我这会儿就得去码头坐船。”
“明白,”李妈道,“晚上虞先生一回来我就给他看。不过也不晓得他今晚回不回来,我们太太这两天在医院。总之,他一回来我就给他看——”她正一叠声应付着,却见谢先生的手收了回去。
“虞少南的太太?”他微笑着问。
“噢,不是看病,”按道理不该私自讲主人家的事,但李妈突然高兴起来,她想到这个月太太势必得给她们多加月钱,于是从声音到眼角都带着愉快。“太太生了小孩,是男孩!”
谢先生蹲在地上收藤箱,慢吞吞地把那些衣服书本压了又压,垂着颈子,几乎把脸也埋进箱子去,最後把那张字条也折了两折,塞进夹层里。他重新站起来,发出一声总结陈词似的叹息,向她微笑道:“算了,改日我再打电话。”不等李妈说话,他已经拔步向马路尽头走去,她疑惑地目送他,那落寞的後背匆匆与夕阳下青黑的砖墙融为一体,仿佛有无尽的沧桑。